一百七十多年前，珠江口外海面上悬挂着米字旗的军舰用沉重的炮声叩开了闭关自守的清王朝的国门。那一刻，中国揭开了百年屈辱史第一页，也被卷入了世界近代化的洪流之中。这场令中国人刻骨铭心的鸦片战争中的胜利者——英国，以一纸《南京条约》，不仅逼清政府割地赔款，更使中国开始滑向被列强欺凌、殖民的深渊。

也是从那一刻开始，更多的中国人，懂得了“开眼看世界”，于是在无数怀着救亡图存的壮志与热血的中华儿女中，许多人选择了出国留学的途径，在挽救民族危亡的道路上前赴后继。

中国近现代史上“留洋”人员之中涌现出了诸多英杰，而值得留意的是，当中很多为人们所熟知的人物，如黄宽、刘步蟾、徐志摩、费孝通……他们的成就不同，术业亦各有专攻，但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曾经留学英国。

是的，就是用鸦片之毒和坚船利炮让华夏大地开始向半殖民地化沦落的英国，也成为近现代中国的仁人志士寻求救国与启蒙之道的重要目的地。以严谨的目光审视，这并不是一种荒唐的现象，而是历史规律的必然。回望鸦片战争，人们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英国的胜利不仅仅是因为船坚炮利，这是一场资本主义工商业文明与保守落后的封建文明的较量，英国代表了当时世界上先进的生产力发展方向。正因如此，才有几代的中国知识分子选择了前往英国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理念，并将它们带回祖国，应用到报国的实践中。

如前所述，翻开近现代的史册，可以看到许多留英人物留下了自己光辉的名字，甚至可以说“一部留英史，半部近现代”。这些人物所处的年代有异，故而所面临的环境也略有不同，他们各自的命运也因此或悲戚，或壮烈，或艰涩，或浪漫，真可谓世间百味尽融其中。

留洋初代，西医济世

近代中国的第一批留学生出现在鸦片战争之后，他们之中有一些人并非政府选派，而是在家庭等因素的影响下自行出国。黄宽便是这样一位留学生。

黄宽1829年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1840年进入澳门的教会学校马礼逊学堂就读，后随学堂迁往香港。1847年，在美国友人的帮助下，黄宽来到美国马萨诸塞州，进入孟松学校读书，1849年从该校毕业。

1850年，黄宽考入英国爱丁堡大学，最初修文学，后转攻医科，后来以优异成绩完成本科学业，获得文学士学位和医学学士学位。随后他留在英国攻读病理学和解剖学博士课程，于1857年成为中国第一位医学博士，并获得西医从业资格。

学成之后，黄宽回到了中国，最初在香港行医，1858年来到广州惠爱医馆。在这里，他不但治病救人，还认真整饬医院，使医院条件大大改善，院内的管理与秩序亦颇有章法。

1864年广州的博济医院开始招收西医生，黄宽参与到了该医院培养中国学生的工作中来。1866年，博济医院设立南华学堂，这是中国最早的系统培养西医人才的教会医校，黄宽到学堂任教，协助校长一起做好理论教育和临床实习，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西医人才，并开始将西医的诊疗方法、用药种类、医院制度、医护教育、医学研究等系统性的知识在中国传播开来。

黄宽医术精湛，擅长外科，他成功实施了中国的第一例胚胎截开术，对西医在中国普及的贡献也不容忽视。他一生淡泊名利，不贪仕进，多次拒绝官府的征召而坚守在医院悬壶济世。1878年，黄宽英年早逝，有一种说法便是他积劳成疾而病故。

黄宽不仅是中国最早任海关医务处医官的华人医生和最早担任西医教学的教师之一，与他共事多年的博济医院院长、著名传教士医生嘉约翰认为，黄宽称得上是中英文化交流的一个象征，是体现中英人民之间友谊的典范。

定远忠魂，浩气长存

1895年2月10日，硝烟弥漫的威海卫，被困刘公岛的北洋舰队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之前受到日军鱼雷击中的“定远”号战舰早已搁浅作为炮台，眼见敌军即将逼近，自己无力回天，“定远”管带刘步蟾悲痛地命令手下将这艘战舰炸毁，以免落入日军之手，随后，他自己毅然自杀殉国。“苟丧舰，必自裁。”这是刘步蟾曾经发下的誓言，而他最终以悲壮的方式将其实践。

刘步蟾，生于1852年，福建侯官人。他自幼聪颖，不满15岁时便以优异成绩考入设立在福建马尾的船政学堂，成为这所中国近代最早的海军学校的第一期正式学员。在校期间，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毕业考试时名列全班第一名，继而成为一名海军将领，并有出色的表现，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1877年，清政府选派海军留学生赴欧洲深造，表现出色的刘步蟾与林泰曾、萨镇冰等同学一道前往英国。经过协调安排，刘步蟾被派往英国皇家海军地中海舰队实习。在两年多的留学时间里，刘步蟾曾担任地中海舰队旗的见习大副，表现出众，深得英国海军方面的好评和李鸿章的褒奖。同时，他勤奋地学习先进的海军战术和相关的舰船、武器知识，以备回国后将之应用于中国海军的建设。

难得可贵的是，刘步蟾在英国不仅注重培养海军的专业技能，还受到了当时英国社会相对开放和进步的思想文化的熏陶。这使他意识到了中国在这方面的落后，虽然作为一名军人，他难以凭借个人的力量对此作出重大的改变，但在回国以后，他还是在自己的家庭中进行了一些尝试。

1879年，经英国海军部考核，刘步蟾获得优等文凭后回国，此时的他可以说一口流利的英语，熟练地掌握了海军的训练和装备知识。他得到了李鸿章的赏识，在海军中被委以重任，1888年北洋水师正式成立之际，刘步蟾被任命为“定远”号的管带，出任北洋水师右翼总兵，获得清廷颁发的头品顶戴。凭着对海军深入的了解，他承担了北洋水师建军的诸多重任，为官兵的教育培养等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史称“步蟾通西学，海军规制多出其手……华人明海战术，步蟾为最先”。

尽管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刘步蟾在维护国家主权和荣誉等方面始终保持着坚定不移的信念。作为一名优秀的海军军官，他渴望中国拥有强大的舰队守护海疆，同时也时刻提防着日本等劲敌的侵略野心。可惜的是，最终他的一切抱负都随着甲午海战的炮火而灰飞烟灭。

在黄海海战中，刘步蟾指挥“定远”舰重创了日军“松岛”，在提督丁汝昌负伤后，他代理提督之职，在威海卫与日军进行最后的决战。然而这场国运之战的结局和北洋舰队的命运已非个人力量所能扭转，而刘步蟾选择了杀身成仁的方式结束自己的戎马人生。

甲午海战的失利是国家民族的悲剧，但刘步蟾的勇气和精神却永远值得人们缅怀。正是这样的精神的传承，才使我们的民族由落后走向强大，由衰败走向崛起，如同他当年留英的同学萨镇冰在1951年听闻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在汉城大获全胜之后挥笔题下的诗句所言，“五十七载犹如梦，举国沦亡缘汉城，龙游浅水勿自弃，终有扬眉吐气天。”

《再别康桥》，名篇留芳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谈起徐志摩，不免要谈及他的名篇《再别康桥》，大约许多人都是通过这首诗了解到他的名字。有人说诗中凝着他深挚又含蓄的感情，而这样的感情，实在与他的英国留学经历密不可分。

作为与闻一多齐名的新月派代表人物，虽然诗歌风格浪漫柔美，但徐志摩与这一派的其他诗人一样有着浓重的民族情结。他出国留学的初衷，是寻求疗救苦难深重的中国的良方，最初他留学美国，主攻的是经济学领域，1921年，在种种机会和缘分的共同作用下，他以特别生的资格进入英国康桥大学（即今剑桥大学）皇家学院，研究的是政治经济学，而非文学。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也许对徐志摩来说，相较于物质主义弥漫、利欲强烈的美国，保留有一定绅士传统的英国更适合自己的性情。他在康桥大学接受了带有明显贵族色彩的西式教育，并与英国的一些名流有所交集。更重要的是，他接触到了大量文学艺术、思想文化方面的著作，并广泛地接触了各种思潮与流派，从而使得自己的理想与观念完全成型。

也许，也正是在康桥大学，徐志摩完成了向一位诗人的蜕变。他开始翻译各种文学作品，同时也将自身的创作欲望激发出来，在康桥受到的欧美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亦使他的诗歌风格逐渐形成。日后他回到祖国，诗思如泉水一般喷涌，诗篇能够脍炙人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康桥大学留学期间的积累。

结合他的诗歌，从心理角度看，徐志摩的一生似乎被太多的情怀、矛盾乃至情感纠葛所牵绊，但毫无疑问，他对自己留学的康桥始终抱有极为真诚和亲切的情感，可能在他的心目中，康桥已不仅仅是一所学校，而是他所寄托的理念与憧憬的象征，而这样的理念，这样的憧憬，恰恰是康桥赋予他的。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乘坐的飞机坠入山谷，新月派的一颗明星就此陨落，与康桥的缘分也难再续。然而这种缘分随着《再别康桥》的诗篇流传后世，为一代代的读者所铭记，或许从诗人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一种珍贵的纪念吧？

“人社”名宿，学以济民

在我国的社会学、人类学领域，费孝通先生的学识与修养可谓首屈一指。而世界社会学、人类学名宿马林诺斯基更是将他视为排在费雷泽、马林诺斯基自己之后第三杰出的人文学者。有趣的是，马林诺斯基正是费孝通留学英国时的老师。

费孝通早年攻读医科，想成为救死扶伤的医生，后在社会思潮的影响下转攻社会学。1933年，他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社会学人类学系毕业，成为我国最早在本土获得这一专业硕士学位的学者。1936年，费孝通来到英国的伦敦大学，入读该校的经济政治学院。在这里他遇到了导师马林诺斯基。马林诺斯基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人文学者，有《文化论》《原始社会的犯罪与习俗》等多部社会学、人类学著作。在他的指导下，费孝通受到了严格的学术培训。

1938年，凭借导师传授的知识，费孝通根据自己在故乡江苏吴江的考察，发表了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这部著作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不仅在中国人文学界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同时也是世界人类学史上的巨著。次年，该书在英国出版，英文名为《中国农民的生活》，马林诺斯基在引进过程中出了很大的力，并亲自为之作序。

同样是在1938年，费孝通获得了伦敦大学的博士学位，回到祖国。他并没有将自己的学问束之高阁，而是积极将这些知识应用于实践。费孝通直面了抗战的烽火，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也经历了一些坎珂和波折，但他自始至终没有放弃自己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更没有放弃将研究成果用来经世济民的信念。他坚持深入实际从事社会调查，并提出了学科建设方面的“五脏六腑”说，并为新中国社会学的建立积极奔走。除了《江村经济》，他还撰写了《内地农村》《乡土中国》等重要著作。他的成果，至今在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构建良性的社会体系方面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1980年，费孝通获得“国际应用人类学会马林诺斯基名誉奖”，并被列为该会会员；1981年，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的赫胥黎纪念奖章”；1988年获得“大英百科全书奖”。结合费孝通所经历的各个年代来看，他的人生似乎几经波澜，然而他又总能保持着一种泰然处之的态度，专心于学术，致力于实践，如此精神着实令人钦佩。

中国的近现代历史早已画上了句号，然而中国人留学英国的历史绝没有完结。时至今日，每年有大批的学子沿着先辈们的足迹远赴英伦三岛。而当代中国前进的步伐也没有停止，相信在未来，在英国的留学生学成归国，一定也可以像先辈一样以己之所学报效国家，推进祖国的现代化建设！

本文发表于2018年11月上期《留学生》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