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欧美同学会多会员都以各种方式在自己的岗位上为抵抗日本的侵略作出了贡献。

王思华、李润诗夫妇

王思华，河北乐亭人，生于1904年，曾先后在南开大学、北平大学、法国里昂大学学习，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博士学位。1930年回国后就加入了欧美同学会，任北京大学和中法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1932年王思华住在欧美同学会会所的宿舍中，与侯外庐一起在欧美同学会会所中从事《资本论》第一卷的翻译工作。王思华还参加了左翼教授联盟，1937年参加反帝大同盟和抗日救国会。经朋友介绍，王思华结识了1932年回国的医生李润诗。李润诗是欧美同学会会友，生于1906年，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并任讲师，1930年赴日本帝国大学深造，专攻小儿科和传染病。1932年回国，在北京东城廼子府开诊所，医术高明，医德高尚，颇有口碑。王、李两人经常在欧美同学会相聚，两人1933年在中山公园（时称中央公园）“来今雨轩”举行婚礼，不少欧美同学会会员前往祝贺。王思华赴延安后，日本兵两次搜查李润诗诊所和住处，抢走、毁坏了许多医疗器械，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李润诗携儿女于1937年10月底奔赴延安。

在延安，王思华、李润诗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王思华在延安先后任中共中央党校和马列主义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西北财经办公室计委会副主任等职。李润诗的公开身份是白求恩和平医院小儿科主任，实际是中共中央保健室主任。毛泽东曾与她会面合影。1945年秋，王思华、李润诗赴东北，分别出任辽西行署秘书长和四野后方医院院长兼政委等职。1946年白城、洮南一带发生鼠疫，李润诗到白城，任辽吉防疫委员会秘书长，日夜加班，研发成功鼠疫防治疫苗，立即大量赶制。因劳累过度，她于同年11月28日以身殉职，年仅40岁。

顾维钧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顾维钧出任驻法大使，多次在国联会议上发表演说，谴责南京大屠杀等日本的残暴侵略行径，还向美国公众发表演说：“我觉得我深受苦难的祖国，有这个特别的权力要求美国的帮助和同情。”通过他的努力，国联远东顾问委员会曾通过谴责日本的决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讨论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问题，但谈判不久就因九龙租界问题陷入僵局，顾维钧与英国议会代表一起飞赴重庆，商定暂时搁置九龙租界问题，使僵局得以打破。1943年1月，《中美新约》和《中英新约》签订，美英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其他国家也迅速效仿。不过当时的中国只是名义上废除了不平等条约，实际并没有获得真正的平等地位，不赶走日本侵略者，新约的内容都是一纸空文，况且，英国严拒战后将香港交还中国。1945年4月25日，联合国成立大会在美国旧金山举行。顾维钧是中国代表团10名正式代表之一，会议期间，曾任大会区域办法审查委员会报告员，既注意尊重各小国的意见，也善于斡旋调解大国间的意见分歧，得到各国代表的好评。6月26日，举行《联合国宪章》签字典礼，由于中国首席代表宋子文此时在苏联，遂由顾维钧代表中国庄严签字。

其他欧美同学会会员也在社会各领域为抗战努力作贡献，仅举以下几人为例。

胡适

胡适1938年接受蒋介石的要求出任驻美全权大使，任务是争取美国的经济援助。由于美国人民普遍反对卷入战争，再加上美国刚刚颁布了《中立法》，因此想要获得对方的援助是相当困难的。胡适经过努力，上任不久，便争取到了2500万美元的贷款。

王宠惠

王宠惠在卢沟桥事变发生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1937年8月，作为国民政府全权代表，他与苏联全权代表、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成为抗战前期帮助中国抗战的唯一大国。1943年11月他随同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谈，担任秘书和翻译。在讨论拟定《开罗宣言》时，就中国收复失地问题，他坚持要在宣言中明确写进将日本侵占的中国东北、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不允含糊其辞。结果，《开罗宣言》中有关中国收复失地问题的声明相当明确：“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夺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

颜惠庆

颜惠庆在卢沟桥事变后辗转回到上海，面对成千上万受伤的中国士兵，和涌进租界的20万难民，不顾自己已年届60，立即行动起来，在中国红十字会特许下，发起组织了一个国际委员会，被选为主席，向国内和海外发起募捐。据统计，该委员会共募得3500万美元，足以维持4万伤员和20万难民12个月所需的开支，使伤兵和难民得到较好的安置。1939年11月，颜惠庆率中国代表团参加在加拿大召开的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途经美国时，积极与华盛顿政要晤谈，在费城、纽约等地发表演说，还参加芝加哥、洛杉矶、旧金山等地中国留学生或华侨的聚会，利用一切机会，让美国人以及中国留学生和华侨了解远东战争的严重性，了解中国正在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在加拿大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期间，也广泛接触各国人士，并将所了解到的各国外交信息及时报告国内。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正路经香港的颜惠庆被日军软禁在香港酒店。日军曾两次找他谈话，意在要他出山，都被他拒绝。

梅贻琦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抗战爆发后，组织搬迁清华大学至湖南长沙，与同时搬迁来的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他与北京大学校长、也是欧美同学会会员的蒋梦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一起任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不久因形势所迫，三校又搬迁至云南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梅贻琦任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在抗日战争的艰苦条件下，他为将西南联大办成国内最优秀的大学之一作出了贡献。

袁同礼

时任北平图书馆副馆长的袁同礼，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与长沙临时大学、昆明西南联大合办后方大学图书馆，并发起国外征书运动，主持国际学术资料供应委员会，创办中日战事史料征辑会，收藏西南文献。1939年3月，在昆明恢复出版《图书季刊》中文版，次年恢复英文版，并任两刊主编。在战争条件下，努力为大后方的科学研究提供图书、资料保障。

任鸿隽

长期担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会长的任鸿隽，于1939年出任设在昆明的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努力支撑战时的科学研究工作，曾为几百位在美国和国内学习生命科学、物理或地球科学以及未来将从事教育事业的学生提供奖学金，同时大力支持国内大学和科研机构教授们的工作，尽可能地筹集资金，提供给他们购买实验设备，为大学和研究机构积极做好后勤保障。

凌鸿勋

铁路工程师凌鸿勋在抗战爆发前出任陇海路、粤汉路未竣路段的工程局长。为使这些路段尽快完工，他竭尽辛劳，保证了抗战爆发后，粤汉、广九等路发挥运输干线的作用。抗战最艰苦的1941—1943年的3年中，他在西北勘探修路，为发展大后方的交通运输出力颇多。

茅以升

从事桥梁建设的茅以升1933年任杭州钱塘江大桥工程处处长，组织和领导了钱塘江大桥的设计和修建。经过几年奋战，正桥加引桥全长1453米的大桥于1937年9月建成，这是中国最早自行设计和建造的铁路、公路两用桥。但通车仅三个月后，为了阻止日寇的进军，南京国民政府下令炸毁大桥。已升任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处处长的茅以升担任炸桥任务，当他不得不亲手炸毁这座呕心沥血建成的大桥时，心情难以平静，当即赋诗一首：“三年之功废一旦，破坏容易建设难。国破愈觉山河美，毁桥为的保江山。”之后，茅以升或在高校执教，或从事水利交通工作，先后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行政院水利委员会常务委员、交通部中国桥梁公司总经理兼工程师等职，继续为我国水利和桥梁事业作贡献。在此期间，他还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工程师学会会长。

侯德榜

著名化学家、从事制碱工业的侯德榜博士时在南京刚刚创办起硫酸铔厂，这是一座东方最大的第一流现代化联合化工企业。全面抗战爆发后，南京金陵兵工厂急需硝酸铵制造炸药，侯德榜不顾敌机轰炸，冒着生命危险设法解决技术难题，使硫酸铔厂转产硝酸铵。后来南京告急，他组织技术人员将技术资料、重要仪器、小型设备等赶迁内地，将工厂蓝图埋在厂内团山下。他本人坚守到南京沦陷前夕才向四川撤离。1938年初，他在四川五通桥等地筹建新的化工基地，从事制碱。随后两年里，他先后到德国、美国考察、取经，寻找新的制碱工艺，以解决新基地遇到的新问题。经过反复实验，样品分析，发明了将制合成氨与制碱联合起来的新工艺。1941年他完成了联合制碱技术的研究工作后回国，在四川五通桥建厂，同时生产纯碱和纯氯化氨，生产成本大大降低。从此，世界化学工业史上诞生了“侯氏制碱法”。美国化学工程学会、英国皇家学会等都吸纳侯德榜为荣誉会员。巴西、印度、南非等国纷纷邀请他前往帮助设计建厂。

晏阳初

晏阳初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将他在河北定县创立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迁往长沙，1939年再迁重庆，并把抗战教育作为工作中心。1940年，通过在海内外募捐，筹集38万余元，在四川巴县成立了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学院设有农业、水利、社会、教育四个系和一些专科，招收高中毕业生入学，培养乡村工作人员，聘请高水平的愿意为平民教育作贡献的人士任教，为我国的平民教育作出了突出成绩，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好评。1943年，他应邀赴美研究战后建设及世界和平问题。是年5月，美洲各高等学术机关举行“哥白尼逝世四百年纪念大会”，选举全球“为社会贡献最大，影响最广的十大名人”，晏阳初作为世界著名的平民教育家，入选为十大名人之一。

马寅初

经济学家马寅初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在中央广播电台举办的“战时学术广播”中开讲“平津伪准备银行问题”，抨击平津伪政权。1938年底他抵达重庆，第二年年初在重庆重建中国经济学会，并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1940年12月因反对腐败的国民政府和战时经济政策而遭逮捕，在狱中度过60岁生日，之后一直被软禁，至1944年冬才重获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