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破碎，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众多爱国人士为拯救民族危亡、实现国家富强，纷纷出国求学，而形成广泛规模的，要数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从1919年至1920年，先后有20批学生，约2000余人踏上了法兰西的国土，这其中，革命知识分子扮演了主要角色。

运动的倡导者最初的目的是鼓励指导更多的学生、青年以低廉的费用赴法国留学，培养造就新型人才，归国后以“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达到普及教育、改良社会、振兴实业的目的。其中一些勤工俭学生，为了民族独立自由，要“造就一个光明灿烂的新世界，做一个幸福无比的新国民”（李立三诗），他们在法国与贫困斗争、做工学习、寻求救国救民真理，最终从他们向往的“自由故乡的法兰西海岸”（周恩来诗）归来成为新中国的缔造者、建设者和振兴中华的旗手。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初兴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初兴，要追溯到辛亥革命前，留欧学界兴起的一股“俭学风”。早在1901年，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主要组织者李石曾同张静江等人，随清政府驻法公使孙宝琦自费赴法，行前，吴稚晖告诫李石曾，到法后要“注意于苦学”，“以期广于介绍”。1903年，吴稚晖赴英苦学，并于1906年转到巴黎与李石曾等人同住，“试验节俭之生活”。在当时欧洲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他们开始实行一种“苦学之生活”，并组织中华印字局，出版《新世纪》杂志，宣传无政府主义。

1909年，李石曾在法国巴黎创办巴黎中国豆腐公司，并设立了豆腐工厂，生产各种大豆食品。厂里的三十多名文化程度不高的工人，都是李石曾陆续从他的家乡河北高阳招募来的，可以说他们是到法国的第一批华工。他们在豆腐工厂过着俭朴的集体生活，工余之时，学习法语、国文和普通科学知识，李石曾亲自编写教材为他们授课，形成了一种“尚俭乐学之风”。

李石曾等人通过他们实行的“苦学生活”以及豆腐公司工人勤俭求学的实践，逐渐意识到这是一种使国内多数人以较低的费用到法国留学的好方法。于是在1912年，发起成立了“留法俭学会”，并在北京安定门内方家胡同设立了留法俭学会预备学校，时任教育总长蔡元培曾对此给以大力支持。同年6月，吴玉章等人发起成立了四川俭学会，并在成都少成济川公学设立了留法预备学校，在全国开风气之先，这也是四川勤工俭学生人数居各省之冠的原因之一。北京留法俭学会预备学校先后共送走三批留法俭学生，后受到袁世凯政府阻挠，便被迫停办了。而最初能赴法俭学的人，一般都是家庭经济较为宽裕的，因为虽是俭学，每年的所需费用也在1000法郎上下，折合当时的中国币约600多元，相当于一个中等家庭一年的生活费，这对于广大贫苦青年和知识分子来说是负担不起的。

成立华法教育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法国人力缺乏，向中国招募了约十五万华工，华工到法后无人身自由，与法国工人工资待遇不平等，且没有受教育的机会。针对这种情况，1915年，豆腐公司工人李广安、张秀波、齐云卿在李石曾的协助下，为到法华工发起组织了勤工俭学会，该会宗旨是“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识”。1916年3月，在巴黎成立了专门的华工学校，蔡元培、李石曾等人担负起了授课任务，入校的华工“皆以勤工之积储，为求学之资斧”。而以增进华工知识为最初目的和任务设立的勤工俭学会，从1917年国内恢复留法俭学活动以后，便逐渐演变成以促进国内青年学生赴法勤工俭学为主要任务的机构。

1916年6月，中法两国教育界人士在巴黎共同发起成立了华法教育会，该会以“发展中法两国之交谊，尤重以法国科学与精神之教育，图中国道德、智识、经济之发展”为宗旨，成为管理旅法华人文化教育事业的总机关。

1916年，袁世凯政府倒台，流亡海外的爱国人士重返祖国，吴玉章、蔡元培等人着手重建北京留法俭学会预备学校。1917年5月27日，预备学校正式开学，同年，在河北蠡县布里村、保定育德中学和四川成都先后成立了性质相同的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随后，各地预备学校日益曾多，“已成立者将近二十余校”。其中大部分既教授法语，又教授铁工、木工、绘图等技艺，但也有专门补习法语的。1919年底，长沙成立了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这是妇女参加勤工俭学的先声。

保定高阳县布里村的“布里留法工艺学校”，是最早开办的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1917年夏，时任北京大学教授、华法教育会书记的李石曾来布里村探望好友段宗林。时遇潴龙河汛期，村民在防汛之余，还会在晚上手提灯笼，赶到村中一个叫“大会”的地方上“半夜学堂”认字读书。李石曾看到这一情景，心情激动地说：布里村文风盛藻，且有不少华工通识法文，在这里开办留法预备学校再合适不过了。随即给北洋政府教育部呈报建校申请，请示获批后，同年9月，学校开始招收第一期学生。1918年秋至1919年，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活动家蔡和森、向警予、颜昌颐、陈声煜、孙发力等都在这所学校接受培训，然后和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有志青年一起走上了赴法求学、探求革命真理的漫漫征程。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纪念馆的所在地——原保定育德中学，于1917年在校内附设了“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刘少奇（未赴法）、李维汉、李富春等人曾先后在此校学习。

毛泽东虽未赴法，但却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有着不解之缘。他积极组织新民学会会员进入留法预备学校学习，促进了湖南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发展。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人在湖南长沙组织了进步团体新民学会。两个月后，毛泽东便接到恩师杨昌济从北京写来的信，劝他去北京大学，并告知其留法勤工俭学事宜。随后，毛泽东组织了20余名会员和湖南青年，离开长沙赶往北京，加入了中国青年留法勤工俭学的行列。在北京，毛泽东起草了留法勤工俭学的具体实施方案，动员湖南全省青年参加勤工俭学运动，而毛泽东本人并未赴法，他在写给陶毅的信中谈到：“我们同志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应该堆积在一处。最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担任去开辟一个方面。各方面的‘阵’都要打开，各方面都应该去打先锋的人”。关于“留学或做事的分配”问题，毛泽东从大局出发，认为有人出国留学，也需要有人留在国内研究本国的问题，因此，他想“暂时留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

伟大的开端

1919年3月17日上午，89名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赴法勤工俭学。3月15日下午由寰球中国学生会组织，在上海静安寺路51号留法勤工俭学出洋学生办事处召开了一个盛大欢送会，出席者有在上海的中国教育界有关人士乃至法国驻沪总领事。上海《申报》刊登了消息及赴法同学名单。3月16日，上海华法教育会也举行了一次送别会。这次赴法人数最多的是湖南人，有43名。负责组织湖南留法勤工俭学活动的毛泽东也于14日从北京赶到上海参加欢送。

由此而起，直至1920年12月末，共有20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勤工俭学生乘不同海轮漂洋过海前往法国，约1700多人。这次大规模的出国留学潮史称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现代留学法国的开端。该运动发起人、组织者是原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1868-1940）、清末留法前辈李石曾（1881-1973）等，通过他们创办的华法教育会、留法勤工俭学会来推动留学工作。

当时参与创办发动此运动的吴玉章先生发表演说，阐明留法初衷：“现在世界的新思想、新科学及此次世界和平会议，皆在法国，诸君前往，不但能学得物质上文明，并可养成高尚的理想，将来归国，以贡献于吾国社会，必能为社会开一新纪元，其功业自不可限量。”

空前的热潮

在1919、1920这两年，中国一批批有志青年接连赴法，形成了空前的热潮。他们中间，年纪最大的是蔡和森的母亲葛健豪，54岁举家赴法，去受中等女子教育，上海《时报》称之为“中国女界之创举”，长沙各报刊也发表评论，称赞她为“惊人的妇人”。其次是在湖南享有盛名的教育界领袖徐特立，出国时43岁，已经教了二十多年中小学和高等师范，但他总觉得自己知识不够，很难作别人的老师，所以，他下决心和青年学生一道去勤工俭学，增进新的学识，以便将来改造中国的中小学生。赴法的路途条件艰苦，徐老和同学们坐在货轮的尾部，每人找了一张靠椅当铺位，顶上扯着一块帆布，既不挡风，也不遮雨，徐老晕船呕吐的很厉害，但他没有怨悔之言。在学习法语的过程中，徐老不耻下问，刻苦向上，甘当小学生，他做过一个计算：“我今年43岁，一天学一个字，一年可学365个字，七年可学2555个字，到了50岁，岂不成了一个通法文的人了吗？”徐老虽然年纪大了，但他的精神却总是朝气蓬勃永远向上的。

年纪最小的王书堂，是由布里村留法工艺实习学校的法文教员齐连登在1919年7月携带赴法的，出国时仅有11岁。此外，何坤（何长工）、唐灵运、熊信吾、陶尚钊也都是年纪很小的，但他们怀着和年长的勤工俭学生同样的抱负和排除困难的决心。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很多都是从组织或参加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开始，进而一步步走上革命道路的。如毛泽东、蔡和森、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李富春、李维汉、王若飞、赵世炎……

勤工俭学生到法后，有的入学校，有的进工厂，他们多半担任粗工或学徒工，工资极其微薄，在五十五万平方公里的法兰西土地上，几乎到处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大批勤工俭学生不远万里来到法国，投身到工厂中去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这在他们的生活上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变化。他们从劳动中学到了技艺；在和法国工人的朝夕共处中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和友谊，突出地感受到法国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而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这个号称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中，通过一系列的事实，认清了资本主义的真面目。

陈毅在谈到他两年来旅法勤工俭学的感受时说：“法国的工厂生活，是寄在资本制度的下面，不容工学者有发展的余地，尝感着一种迫我同化的压力。”又说，“……资本家完全为自己利益起见，实毫无人心，我才知道欧洲资本界是罪恶的渊薮。”

1921年，受一战影响的法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工厂倒闭、物价上涨，无工可做的勤工俭学生们每日靠着华法教育会发放的维持费来艰难度日。与此同时，华法教育会发出通告，对于勤工俭学生脱卸一切经济上之责任，这无疑使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勤工俭学生雪上加霜。备尝艰辛的勤工俭学生们先后进行了三次斗争，在最后一次争回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中，有104名手无寸铁的中国学生被法国军警强行押送回国。斗争虽然失败，却使青年学生们认清了资产阶级所标榜的自由和人权的虚伪，更加坚定了同中法反动派抗争到底的决心。

蔡和森到法后的几个月里“猛看猛译”了百余种马列著作，逐渐确定了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1920年5-9月，蔡和森接连给远在国内的毛泽东写了三封长信，信中谈得最多的是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主张和方法，他认为在中国必须“成立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蔡和森的这些意见，对国内的建党活动提供了理论和组织准备，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理论家和革命活动家。

周恩来初踏欧洲，就开始考察工人运动发展的实际情况，并根据考察结果撰写旅欧通信。通过总结欧洲革命的经验和教训，并对各种主义比较研究，于1921年10月，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并且郑重宣布：“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的要为他宣传奔走”。

周恩来通过总结欧洲革命的经验和教训，深信“社会主义之不可侮，实已成了必然的趋势”。他不但关心中国革命，而且关心世界革命的前途和命运，他曾说：“我们虽是中国人，我们的眼光终须放到全世界上来。我们不必想取捷径，也不必畏难苟安，全世界无产阶级为创造新社会所共负的艰难责任，我们也应当分担起来。”这种崇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在当时就是勤工俭学生中先进分子的楷模。周恩来在欧洲通过深入实际调查而写下的关于国际问题的大量通信，范围广阔，内容丰富，见解精辟。

邓小平到法后，在赵世炎、周恩来等人的影响下，开始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进行各种政治宣传活动。1923年6月，邓小平被安排进入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这是他留法生涯中的重要转折点。从此他的身份不再是一名勤工俭学生，而是转为信仰马克思主义，并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做工也是为了支持革命工作。在1925年8月召开的旅欧中国青年团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书记局成员。此时，21岁的他已转为中共正式党员，是具有一定斗争经验和领导能力的职业革命家。他领导组织了一系列声援国内“五卅”反帝运动的行动，引起了法国警方的特别注意。法警开始秘密监视他，跟踪他的行踪。当法警突然搜查邓小平在巴黎的居所，准备驱逐他时，却发现已人去楼空，邓小平已于前一日坐上了北去的列车，奔赴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因此，在法国国家档案馆，现在还保存有一张没有发到邓小平本人手中的驱逐令。1975年5月，邓小平以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身份访问了法国，受到法国政府和人民热情隆重的欢迎和接待。

旅欧党、团组织在几年的时间里，从勤工俭学生和华工的先进分子中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和革命活动家。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成为中国近现代历史画卷中一段“伟大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