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赴欧洲学习，最早可追溯到清朝初年，1645年，广东香山人郑玛诺随意大利传教士到罗马留学，攻读科学。1724年，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带领四名中国学生到那不勒斯留学，创立中国学院。据统计，从清初到鸦片战争前的近200年里，赴欧洲留学的中国人有100余人。他们后来大部分在国内传教。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894年甲午战争50余年间，中国人赴欧美留学的有270余人。其中，除了由传教士资助出国及自费出国的，近一半由清政府官派。

1847年1月，香港马礼逊学校的学生容闳、黄胜、黄宽三人，由校长、美国传教士布朗带到美国留学，就读于马萨诸塞州孟松学校。1848年秋，黄胜因病归国。1850年夏，容闳考入了耶鲁大学，攻读文学专业，于1854年夏毕业，成为近代中国在外国大学获得学士学位的第一人。黄宽则于1850年转赴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医学，成为中国近代留学欧洲的第一人。

1847 年赴美留学，是中国近代留学美国的第一批留学生之一。1854 年回国后，积极传播西学并倡导赴美留学，为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国近代留学教育作出了重大贡献。

1847 年赴美留学，1850 年转赴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医学，成为中国近代留学欧洲第一人。1857 年回国行医。

在他们之后，中国人因种种机缘自行赴欧美留学者屈指可数，有孙中山、何启、金雅妹（女）等人。

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开始兴办洋务，通过留学培养洋务人才提上日程。1868年中美签订的《续增条约》第七条规定：“嗣后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须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美国人欲入中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亦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因此，美国成了清政府官派留学生的首选。在容闳的一再提议、策划，由曾国藩、李鸿章等高级官员主持下，1872年8月11日，第一批30名12岁至16岁的“幼童”由上海登船赴美留学，开了近代中国官派留学的先河。此后3年，又每年派出一批，前后共四批120名。

“幼童”们很快适应了美国的生活，课余踊跃参加打棒球、踢足球等文体活动，有的禁不住剪了辫子，穿上洋服，举止渐带外洋气派，个别的信奉了基督教。清政府委派的正职监督委员思想守旧，而容闳仅是副监督委员。正监督委员不断向国内告状，危言耸听地指责“幼童”们背叛“祖训”，“纵能学成归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主张尽快全部撤回。国内的守旧势力也群起鼓噪，致使清政府于1881年决定终止原定15年的留学计划，将全部留美“幼童”撤回国内。

留美“幼童”大多未能完成计划的学业，只有詹天佑、欧阳庚两人获得了学士学位。尽管“幼童”回国后曾受到冷遇，但他们经过多年留美学习具有了较高的英语水平，懂得了许多科学知识。归国后他们逐渐发挥出才干，后来有些人成为中国政治、外交、海军、铁路、矿山、邮电等方面的知名人士，为中国的近代化建设作出了诸多贡献。

中国最早的官费留欧学生，出自中国第一所近代海军学校福州船政学堂。为了造就高级海军人才，清政府从1875年起陆续选派福州船政学堂的一些高才生赴英国、法国学习军舰驾驶、造船等，到1886年，共派出80余人，学习期限3~6年。从1876年起，还派出过十余名陆军留学生赴德、英、法等国学习。这些留学生出国前已具有一定的专业和外语基础，加上学习目的明确，所以多学有所成，回国后在中国海陆军建设、军事教育，近代科技、文化事业的开拓创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出现了严复、马建忠等著名维新思想家，魏瀚等著名近代科学家，刘步蟾、林泰增、林永升、叶祖珪、刘冠雄、萨镇冰等近代海军将领。

无论是自费还是官费，中国的留学事业是以留学欧美为开端的。但是，在鸦片战争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受传统观念和科举制度等体制的束缚，出国留学人数很少，官派留学是出于迫不得已，学习科目只限于技艺。留学生归国后，尽管都是难得的专业人才，但因并非出身于科举“正途”，为官场所轻蔑，社会评价也很低，以致严复后来虽官至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仍发出了“当年误习旁行书，举世相视如弁髦”的感慨。

在出国留学人数如此之少和对归国留学生社会评价如此之低的情况下，不可能产生留学生团体。留学生团体的出现，是出国留学形成潮流、留学生的社会美誉度大大提高之后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