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春，国民革命军再次兴兵北伐，6月8日进入北京，北洋军阀政权覆亡。15日，国民党组建的南京国民政府宣布“中国统一告成”。伴随着北洋政府被南京国民政府更替，欧美同学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据1928年10月17日天津《益世报》报道，这时的欧美同学会在北平、天津乃至全国已经颇有知名度：“厅堂宏阔，院宇雅洁，并备有中西菜点以及各种游艺，设备甚为齐全，加以地点适中，以故北平喜庆宴会之事多假该会为之，而中外士女亦多往该处游观，藉作休憩之所，诚北平胜地之一也。”

这一阶段欧美同学会的档案材料，因后来会所被占用等原因，多已无存。因此，1928—1937年欧美同学会的换届选举与职员情况，现今了解得不够完整。

据天津的主要报纸《益世报》1928年10月17日报道，1928年10月，欧美同学会事务长章元善因忙于赈务辞职，经同学会董事、干事联席会议推举，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秘书白敦庸接任欧美同学会事务长。

据北平的主要报纸《京报》、《顺天时报》1929年1月28日报道，1929年1月27日下午2时，欧美同学会举行年会，干事长马德润主席，干事马德润、高鲁、翁文灏三人任满，改选颜惠庆、朱胡彬夏、李书华为干事。又选出王世澄、陈立廷、章元善、周诒春、丁文江、潘善同六人为候补干事，推定马德润为名誉干事长。颜惠庆特从天津赶来与会。

据1929年2月7日《北平日报》的报道，欧美同学会于2月5日进行了1929年的换届选举。该报道原文如下：

欧美同学会选举干事长、董事欧美同学会于本星期二日（五日）下午六时开干事部会议，列席者有华南圭、任鸿隽、王世澄、宋胡彬夏女士、陈立廷、章元善诸干事，事务长白敦庸亦列席，公推王世澄为临时主席，继选出颜惠庆为干事长。颜氏照章兼任董事，并举定王正廷为董事，任陈衡哲女士（任鸿隽夫人）为代理董事。随后讨论其他重要会务乃行散会。查该会之有女董事、女干事，实自今年始，说者谓此为女权发达之一征，该会之得有此二女士共同主持会务，定将生色不少云。

根据档案材料和报刊报道，欧美同学会1931年年会及换届选举情况是：1931年1月25日上午10时，欧美同学会举行了1931年年会。与会者30余人，由颜惠庆主席。开会后，首由主席报告年来会务进行状况，继选干事部干事，经选举，该年度董事会和干事会的组成为：

董事：颜惠庆、李煜瀛、王正廷、马德润、周诒春。

干事长：颜惠庆；干事：朱胡彬夏、李书华、谢宗周、朱锡龄、黄德禧、丁文江、孙洪芬、金绍基。

事务长：白敦庸（义务）。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申报》1931年1月27日以“26日专电”的形式报道了这次选举，但只有一句话：“欧美同学会改选丁文江等为干事”。

据报纸报道，1933年，胡适、蒋梦麟、梅贻琦、蒋廷黻等曾在欧美同学会宴送英国驻华公使离任，据此推断，他们四人等很可能是欧美同学会该年的主要领导人员。

《京报》1936年2月8日刊登了一条预告，全文如下：

《平市欧美同学会定今日开会》：平市欧美同学会，为讨论会务，定今日下午八时在该会大厅内，召开会员大会。会后并举行聚餐。通知昨日已发出，届时蒋梦麟、梅贻琦、陆志韦、刘廷芳、胡适、刘吴卓生等平市各界名流，均准备参加云。

这条预告中所说的“会员大会”，是1936年年会，而准备参加会议的蒋梦麟、梅贻琦、陆志韦、刘廷芳、胡适、刘吴卓生等，当是欧美同学会1936年已任满或未任满的董事和干事，再次表明胡适、蒋梦麟等当时很可能是董事长或干事长等主要领导人。

《京报》1937年2月28日报道了欧美同学会1937年的年会及选举情况，因该报道很细致，除了未请名人演讲，该次会议颇能代表欧美同学会年会的通常情况，故详录于下：

《欧美同学会昨举行年会杨梦游、凌其峻、顾味儒当选新干事》：……昨日下午五时，在该会会址，举行年会。首举行全体干事会。到胡适、刘吴卓生、金绍堂、潘善闻、唐悦良、王锡炽、汪申、王君宜、孙锡三、全绍文等。由胡适主席，致词后，由事务长王君宜报告会务，略云：上年本会会务，颇有进步，如增掘洋井，修理宿舍等，旋将一年来工作，报告甚详。次为孙锡三报告该会经济状况。孙报告毕，主席即宣布本年干事潘善闻、金绍堂、唐悦良三人已任满，应即改选。当开选票，结果选出杨梦游、凌其峻、顾味儒三君继任干事。改选毕，全体鼓掌欢迎。总计连新选干事共9人，即杨、凌、顾三人及刘吴卓生、王子文、王锡炽、吴俊升、姚从吾、汪申。改选毕，主席报告，应讨论之会务，计：一，本会全年会费，原定为十元，去年大会时议决，改为五元，本年度应如何规定案：议决，会费仍按五元缴纳。二，本会每年年会，原定在一月举行，本年因一月正值春节，故改至一月二十七日举行，嗣后年会日期，应否重新规定案：议决，年会改为每年春季举行，日期由干事会决定。讨论毕散会。六时半全体会餐，出席男女会员来宾共二百佘人，蒋梦麟因病未出席。当开筵席十三桌，均系中菜，极精彩丰富。七时十分餐毕，七时二十分开始游艺。首为钱俊揆女公子之美国檀香山舞，伴以钢琴，步伐敏捷，全场赞美……至九时半始散会云。

接着，《京报》报道了欧美同学会于1937年3月5日召开干事会，推选干事长的情况：

《欧美同学会干事长王锡炽继任》：欧美同学会干事，昨日下午五时，在南河沿该会址，召开欢迎新干事莅任、及推选干事长座谈会。出席者计旧干事王正黼、王锡炽、吴俊升、姚从吾、汪申、刘吴卓生6人，新干事杨梦游、凌其峻、顾味儒三人，决议推协和医院院长王锡炽，为本届该会干事长云。

又据欧美同学会档案，1937年的董事、干事等名单是：

董事长：胡适；董事：王卓然、王锡炽、胡适、全绍文、金绍基。

干事长：王锡炽；干事：王启常、王孝缙、姚从吾、汪申、刘吴卓生、顾翊威、凌其峻、杨梦游。

事务长：顾翊威（义务）。

这份名单是用剪贴的办法编成的一份待刊印稿，其编者注明：此稿“系根据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一日本会账册及十四年以前旧会员录所载者编”。想来是因为七七事变的爆发，这份稿子没有能够印刷成册。据该稿所载，欧美同学会除正式会员、会友外，此时期还有一些名誉会友。

尽管关于这一时期欧美同学会换届选举与职员的记载很不完整，但据以上资料可以知道，1928年到1932年，颜惠庆仍担任欧美同学会的干事长。从1933年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欧美同学会的主要领导人是董事长胡适，蒋梦麟、梅贻琦等曾担任过同学会的重要职务，如干事长等，但目前尚未见到明确记载。协和医院院长王锡炽1937年担任干事长，成为欧美同学会历史上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欧美同学会从1929年起有了女董事、女干事，是这一时期欧美同学会领导成员的一个喜人变化。

此外，据欧美同学会现存的1937年的《欧美同学会章程》，1937年2月27日欧美同学会召开了年会。这次年会修正了1925年的《欧美同学会章程》。说是“修正”，只是改动了五个字，即把1925年《欧美同学会章程》的第12条“每年于一月内开大会一次……”改为了“每年于春季内开大会一次……”，这一改动使会章对年会召开时间的规定比原来更实际可行。另外改动的三个字是将三处“如左”改成了“如下”；其他的条款和行文依旧。此后直到1946年，会章未再修改。

1937年2月修正的会章，证明这一时期欧美同学会的组织机构仍然和以前一样，有九人组成的干事部和五人组成的董事部；设干事长和董事长；干事每年改选三分之一，董事每年改选五分之一等。

北平失去了首都地位，但仍然是北方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政治方面，国民政府先后在北平成立了高规格的中央派出机构和地方机构，美、英等国的使馆暂时留在北平，大使或公使常在北平居住；文化方面，有国立北平研究院、全国藏书最多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全国最大的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全国闻名的协和医院、中央医院（现北京医院前身）等。特别是大学，经过从北洋政府以来的发展，到1935年时，已有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大学、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等5所国立高等院校，以及燕京大学、中法大学、辅仁大学、北平协和医学院等10所私立高等院校，再加上两所公立专科学校，共17所高等院校，教职员3803人，其中有不少是全国知名的教授。

20世纪30年代，北洋政府时期出国的欧美留学生已陆续归国，因此，抗日战争前的9年，是欧美同学会继续发展的时期，董事、干事中的中央政府官员有所减少，会员中官员所占的比例有所降低，会员总人数增加较多，大学教授等所占的比例上升。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面对严峻的中日关系，外交界的欧美同学会会员积极奔走。当时，中国外交部一面向日本提出三次抗议，一面训令驻国际联盟代表施肇基在国联提起申诉。应施肇基的请求，国联理事会比原定计划提前一天开会。颜惠庆应外交部长王正廷电催，赴南京出任中央政治会议特种外交委员会委员，不久被派往华盛顿任驻美公使。1932年初甫一上任，又接国内指令，立即赴日内瓦，接替在那里出席国联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施肇基的工作。施肇基也是欧美同学会的首批会员，时为驻英公使，带团出席国联会议，因疲劳过度而病倒。由于当时国内决定将中日问题交给国联调停解决，颜惠庆到日内瓦后，国联行政院会议落实的第一件事就是派遣一个由英、美、法、德、意五国组成的调查团（即李顿调查团）去中国。该调查团的行程安排为先到日本，再到上海，然后到华北，最后才到东北。对于这样的安排，颜惠庆毫不犹豫地提出强烈反对。他指出：“到满洲最直接和快捷的路线是经西伯利亚铁路，这样可以使调查团收集到仍然存在的侵略证据，并可目击日本方面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如果调查团确想获得真实结果，就应尽早动身调查，并阻止局势进一步恶化，因为日本总想制造既成事实而使局势更复杂。”当时，顾维钧是国民政府派驻国联的中国代表，对于将中日问题交给国联调停，他从一开始就“倾向于不乐观”。他在国联不断谴责日本在中国东三省犯下的滔天罪行，要求尽快派出调查团。然而这个调查团还是拖到1932年2月3日才从欧洲出发，还是基本走原定的路线。顾维钧作为评估员，不顾日方的威胁，全程陪伴调查团。后来形成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在某种程度上谴责了日本的侵华军事行动。

1932年颜惠庆在日内瓦时，还作为中国首席代表出席了国际裁军会议。会议期间，颜惠庆认为：“中国下一步可以做的最要紧的事是恢复中苏外交关系”，而国民政府也有此意。因此在裁军会议期间，颜惠庆与出席裁军会议的苏联代表李维诺夫就中苏复交问题秘密接触。中苏两国在1929年中东路事件后断绝了一切外交关系。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苏联出于维护远东和平的战略考虑，提议恢复中苏邦交，但未被国民政府接受。直到1932年6月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才议决对苏复交。为了防备日本破坏，裁军会议期间的中苏复交谈判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经过几个月的秘密工作，12月12日，颜惠庆和李维诺夫终于互换照会，并同时向世界各国宣布：中苏恢复外交关系。这一消息使外界颇感意外。随即颜惠庆被国民政府派任驻苏大使，1933年3月5日，颜惠庆抵达莫斯科。中苏复交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争取国际援助迈出的重要一步。

来源：欧美同学会